在告诉你我杀死张元龙和陆大维的事情之前，我要先讲一讲，我第一次遇见杨蒙蒙时的情景。

那是在一个黄昏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么多故事都发生在黄昏——或许是下班时候，人们在街上挤成洪流，平日里疏离的关系在这一刻变得没有距离；或许是因为黄昏时晚霞凄艳，像一个灯光亮起的舞台，而舞台上，本就应该发生一些故事。

总之晚霞斜照时，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加班，而我有些烦乱，便下了班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后背有刺痛感，那是同事们看着我的异样眼神。

街道上，人群在两侧熙熙攘攘，车流在主道上穿梭不歇。一眼望去，整个城市都被挤得满满当当，没有我可以插入的空隙。想到以这样拥挤的路况，回到家肯定又是九点多，我于是转了个方向，拐进街角的一家咖啡店。

一进门，黄昏的喧嚣就被隔绝在外，清静了不少。但凄艳的霞光还是透过玻璃照进来了，斜斜的，能看到几粒细小的灰尘在光线中舞动。霞光最后落到的地方，是一张脸。

我一愣，然后走过去。

「要喝什么呢，」她抬起头，冲我一笑，「先生？」

我有些慌乱，目光从她的脸庞移到全息菜单上，随口说：「黑咖啡吧。」

「先生，这个点儿了还喝黑咖啡，晚上容易睡不着。」她说，「还是喝果汁吧，刚到的水果——是从非污染地区进货的。」

我笑了笑，想告诉她睡眠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抛弃我了，但想了下，还是点头道：「那就来一杯吧。」

我领了票，坐到窗子边。这间咖啡馆不大，是个长方形的空间，摆设有些复古，木桌上起了斑驳，里面的墙壁露出红砖图案，外侧便是一大块深色玻璃。

我坐在最里面，吧台设在门口，恰是这间咖啡厅的两个尽头。除此之外，这里就没有其他可以介绍的了——哦，还有头顶喇叭里播放着的音乐。很舒缓的英文乐曲，像是在哪里听过，但记不起来了。

透过玻璃窗，外面的世界变得有些灰暗，但依然可以看见街上摩肩接踵的人流。我有轻微的密集恐惧症，看到那些密密麻麻汇聚在一起的黑色人头，皮肤上又传来了酥麻感。我赶紧转过头。

于是，又看到了她。

她胸前的卡牌上写着「杨蒙蒙」三个字。我看了一眼，眼前浮现出烟雨堤岸、轻雾迷蒙的样子。

「先生！」她后退一步。

「啊？」我愣了下。

「这可不是绅士应该做的事情。」

「啊，我不是……」我反应过来，脸上顿时烧红，「我绝对没有看你的——咳咳，我不是说不值得看，只是我没有……」

 看着我笨拙解释的样子，她眼里的戒备慢慢消散，上前一步，突然扑哧笑了。

夕阳已经落下，但她笑起来，像是这个即将沉入黑暗的世界，又升起了一轮太阳。

「那你在看什么？」

 我松了口气：「在看你的胸牌。」

「哦，」她歪了下脑袋，狡黠地看着我，「那你是要投诉我吗？」

我承认我不是她的对手，耸耸肩，示意投降。她把果汁放下，转身离开。她转身的一刹那，发尾扬起，我看到她的后脖子处，两道竖着的条形码一闪而过。

我默默叹息一声。

打那以后，我就经常往咖啡馆跑了。

这家店处在街道角落，店面狭小，能喝的东西不多，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。但我想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吧。真正的原因是，外面那些拥挤的人群，行色匆匆，川流不息，步伐太快。人们甚至没有停下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。

现在，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顶峰。我听说，为了减缓空间压力，城里又推出了新的廉租房，名叫「蜂巢公寓」——长 1.8 米，宽 0.5 米，高 0.38 米，恰好容一个人躺进去，夜里翻身都难。战争之前，那些户型只有 100 平的小房子，原本只够一户三口之家使用；但现在，里面全被切割成了这样的小空间，满满当当地能塞 300 人。我们私底下，都不称它为「蜂巢公寓」，而是叫作「棺材公寓」。

而这样的公寓，还供不应求。

人实在太多了，多得没地方下脚——不是比喻，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没地方下脚。

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税收不断增加，物价几乎每天在涨，居住证的签发越来越严格——唯一不变的，只有工资。所以人们不得不拼了命干活，把每一秒钟都用在挣钱上。因为一旦他们的社会价值和薪水低于最低标准，通不过定期审核，政府就会回收他们的居住证。

然后，他们就会落在我手里。

「先生，」有时候，杨蒙蒙会坐下来，跟我聊天，「你是做什么的啊？感觉你好像特别清闲。」

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实情——我的工作并不为人们所喜欢。我记得不久前，有一个同事去超市，边排队边打电话，不小心在电话里提到了自己的身份，就被一个后脖子上有十几道条形码的男人给活生生勒死。这件事情的结果是，那位同事进了太平间，而凶手只是在脖子上抹去了一道条形码而已。

「我是个……」我犹豫了一下，「老师。」

「哦，」她又歪了下脑袋——真要命，这个动作每次都令我一阵恍惚，「好厉害啊，是教什么的？」

 「历史。」

 果然，一个谎话是要用无数个谎话来圆的。她坐下来，跟我聊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事情，有些我根本不知道，只得硬着头皮瞎编。好在她似乎也所知不多，歪着头，认真听我把话说完，一副受益良多的样子。

 咖啡馆一直没什么人，所以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一直待到关门，然后走过漫长的路，送她回家。在夜深时分，街上的人终于不再拥挤，夜风把沉积了一天的喧嚣吹散，四周只有我们的脚步声。现在想来，那些日子真是美好，大概是我出生以来感觉到的最安静的时光了，尤其是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背偶尔轻轻相碰。她并不躲开，只是抿着唇。那时，我耳边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，只能感觉到手心微微的潮湿，以及手背轻轻的颤抖。

我们每次回去，都快到午夜了。她是异人格接纳者，按规定，必须在晚上 12 点到早上 6 点间强制睡眠。

所以我没有送她上楼，每次都看着她的背影。她走进小区大门，橙黄灯光照下来，将她的影子拽到地上。在灯光里，她只是一个剪影，但格外朦胧。

 后来，我在单位的电脑上整理资料，想起她脖子上的条形码，就输入了她的名字和证件号。全息屏幕上立刻流水般显示出她的信息。我有些紧张，看同事们都在低头干活，才把窗口缩小，认真地看。

 于是，我知道了她是战后出生的，现在 26 岁，血型、身高和三围的数据显示得也很详细——身为接纳者，她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如实填写，以便系统对没有居住证的人进行分配时，可以有数据作参考。我还查到了她后脖子上另外一道条形码所代表的人，资料显示，是个男人，名叫张元龙。

我对他没有兴趣，继续往下看。于是，我看到了杨蒙蒙的教育经历——历史系研究生。

电脑前，我的脸红得跟遇见她那天的晚霞一样。

五月底，政府进行了一次居住证资格审核。这一次，又有几十万人没有通过，按照规定，他们失去了在这座城市的居住权。

于是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，从药厂运来大批药剂，人格分离&融合仪也一刻不停地工作。我们一会儿在操作室里给市民做手术，一会儿在工位上整理资料。一忙起来，连午饭都顾不得下去吃，只得叫了外卖，直接送到办公室。

「先生，」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「你的外卖。」

我抬起头，怔了一下。

是杨蒙蒙的脸。但她的眼神很陌生，见我迟疑，不耐烦地道：「先生，这是你的外卖，快着点儿啊！我还有别的单呢。」

我愣愣地接过来，还没开口，她就已经转过身，去给别的同事递外卖了。这时的她，已经全然没有在咖啡馆时的娴静和温婉，举止都透着强烈的厌烦和急躁。她把外卖往同事罗大姐的桌上重重地一墩，汤汁都溅了出来。

「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」罗大姐平时就牙尖嘴利，此时正忙，更是怒火上头，「眼睛长屁股上了？没看见一个大活人在面前啊！」

「是个活人啊，」杨蒙蒙冷笑一声，「我还以为是个屁呢。」

「你！」罗大姐指着她，脸都憋红了，看到她脖子上挂着的外卖工作证，「好，你厉害！你叫张元龙是吧，等着吧，看我不好好儿投诉你！」

我愣了愣，随即反应过来——

眼前出现的人，虽然是杨蒙蒙的躯体，灵魂却完全是另一个人。

战后，核污染持续扩张，可居住土地缩减，人们不得不涌向为数不多的几座安全城市。城市人口顿时呈爆炸式增长，为了控制生存空间，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将楼层建高、出台限令、压缩居住空间……但均无效果。所幸，在城市运行系统崩溃前的危急时刻，一项崭新的技术及时被研发出来，成了减缓空间压力的最有效手段。

人格分离&融合技术。

早在战争刚刚结束时，政府就预料到了这样的局面，召集了大批心理学家和脑神经专家，对多重人格患者进行研究。他们试图打开人体躯壳，让身体成为容器，使更多人格入驻进去。

 也不知那群书呆子到底怎么研究的，更不知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制造了多少白痴——或者尸体，总之最后，他们真的成功了。

 最开始，只要对城市的贡献达不到最低水平，就会收回城市居住证，被强制送往人格安置局，进行身体检测。如果身体健康、相貌出众，会成为「接纳者」，必须允许别的人格注入体内；反之，身体状况糟糕、姿色平庸，就会把人格抽离出来，注入别人身体里——两种情况，都意味着自己不再独自占有一具身躯。不同的人格，在同一具身体里，轮流苏醒，切分一天中可以活动的十八个小时。

 而居住证所需要审核的，是对城市的贡献。新法上说，这是从个人收入、文化创造和商业价值等方面综合考虑的——换句话说，具体的标准谁也不知道。

到了后来，尽管政府说得冠冕堂皇，但所有人都明白了：唯一的考核标准，就是钱。

有了钱，就可以把跟自己共享身体的人格，赶到其他人身体里去，或者赎回原本的身体。当然，更多有钱人是选择给自己换一个更健壮、更美丽的躯体；没有钱，即使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身体，或者身体被其他人侵占了，也会被加入新的人格，能苏醒的时间会进一步被压缩。

局里的名单上，这座城里创造最高纪录的接纳者，一具身体里总共容纳了七十九个人格——他后脖子上的条形码密密麻麻。这也意味着，每天平均下来，每个人格能使用这具身体的时间，不到十七分钟。

这次审核过后，恐怕这个数字还会缩短。

而我，就在人格安置局工作。

显然，眼前这个正在跟罗大姐吵架的人，并非咖啡馆服务员杨蒙蒙，而是外卖送货员张元龙

——甚至，我都不能用「她」来代指这个人，而要用「他」。

跟罗大姐吵完后，张元龙鼻子喷了口气，扭头往外走。路过我身边时，我听到他嘴里不停地念着「骂人三字经」。但他的背影依然有着杨蒙蒙的婉约，我心里升起了一股荒诞感。

罗大姐怒气未消，嚷嚷着要去投诉。

旁边有人劝道：「你没看到他后脖子上的条形码啊，不是个『公共汽车』，就是个『寄生虫』，跟这种人有什么好置气的？」

哦，忘跟你说了，接纳者和他们身体里的异人格，在我们看来都是无比下贱的。毕竟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能搞丢，又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？所以我们私底下把前者叫「公共汽车」，将后者称为「寄生虫」。

「可不能这么说啊，」罗大姐气得饭也吃不下，用筷子夹起一块肉，又重重地放下，「他现在才两道杠，我非得投诉他！等他这个月罚了钱，通不过考核，看我不亲自下手，给他再灌进十几条人格！」

这说的就是气话了。但我揣测罗大姐的脾气，害怕她真的干出这件事来，连忙也上去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气呼呼地坐下来，吃了几口已经快冷的外卖，继续工作。气愤果然难消，但工作更重要。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工作任务，就会被开除，继而也沦为口中的「公共汽车」或「寄生虫」。

 但中午这件事，让我触动很大。工作间隙，我再次查阅了杨蒙蒙的备案资料，从「已入驻人格」一栏里，把张元龙的档案点开。档案里有张元龙的被抽离人格前的照片，我只看了一眼就皱起眉头——这是一个贼眉鼠眼的矮个子中年男人，即使只是照片，也有一股猥琐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样的人，系统居然把他的人格放在了温柔可人的杨蒙蒙身上！